佳沛猕猴桃在中国通常以单个3-9元的价格销售，而中国陕西产的猕猴桃通常是以一斤4-7元的价格摆在超市的堆头上。“按个卖”与“按斤卖”是中国农业与农业强国差距的缩影。

背后不单单是进口与本土的单纯对比，更大的原因是品质的差距。佳沛猕猴桃无论是果品大小、糖酸比，还是消费者购买回去后食用时的软硬程度都胜过国产猕猴桃。“佳沛买回去后，每天的软硬程度都差不了多少，但是买一斤国产的猕猴桃，有的当晚就成熟了，有的放一个星期还是硬邦邦的。”这种食用体验也是价差的来源。

品质的差距导致的价格差异合乎常理。但是新奇士与赣南脐橙的对比却令人难以理解，新奇士个头偏小，酸，口感偏硬，而中国赣南的脐橙无论是口感还是甜度上都超过新奇士，但是价格仍然差新奇士一半多。如果说农产品的品质是定价的基础的话，品牌就是跨级而跃的利器。

2019年，中国农业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金，成为全球首个农业产值突破万亿美金的国家，超过美国3倍多。但是中国所有的初级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加起来都不如新奇士——自1893年以协会的名义创立以来，新奇士行销全球，品牌价值超过100亿美金。

在这样的反差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有4亿，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作为对比，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非常小，美国1.3%、德国1.2%，日本韩国也都是在5%以内。而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人口的比例要高出不少，我国达到28%。总量大，人均效益低是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业强国，都是以少量的农民创造出高额的农业产值。美国农民的数量是300万左右，荷兰仅有20多万。

生产效率低下反映的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程度太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从4个方面可见其中问题：一是市场化低：封闭，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组合、生产资料和产品购销等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二是区域集中度差；“一县能产百种粮”成为常态，生产布局过于分散造成管理不便和生产不稳定；三是专业分工模糊：生产、加工、销售、服务脱节；四是规模小：人均一亩三分地，以自产自销为主；

产业化程度与从业者的综合素质息息相关，中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6、7年，美国、日本、以色列这些农业发达国家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3年。中国农业落后的核心还是在于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

从品质到品牌，再到产业化程度，都共同的指出最重要的原因——“人才数量”：农业强国的农民是职业农民，我国的农民是传统农民；农业强国的农民是产业生产中的一环，我国的农民更像个体户；农业强国的农民是一种职业规划，我国的农民是末位选择。

长远来看，乡村人口流向城市是必然。农村人口减少，人均耕种面积上升将对种植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谁在种地，谁能种好地，成为了乡村振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之后的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围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总抓手，对当前做好全国“三农”工作进行了总体安排和部署。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高职扩招培养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的通知，确定培养乡村振兴带头人，启动实施“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

2020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培养农业经理人、种植大户等高素质农民百万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三年多来，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其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人才振兴成为了其中最重要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在乡村振兴五个具体路径中，人才振兴占据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乡村的土地也在发生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土地流转催生出新型职业农民，并吸引城市人进入农村。截至2020年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结束，确权到农户约15亿亩承包地。在确权的基础上，各地大规模的进行土地流转，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55亿亩，超过确权承包地的三成。此外，全国已有1239个县（市、区）、18731个乡镇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

而在2021年3月1日起即将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将进一步保护承包农户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新型经营主体更有信心长期投资土地，农户也可以放心流出土地收取租金。该办法也被认为是土地流转超过确权面积3成后激发土地更好的反哺当地农民的一大办法，当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到位时，效益也会日渐提升，农户不仅能通过出租土地获得收益，也可以入职农场获得第二份收益。

土地托管是在不改变现有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情况下，由社会化的组织来实现土地的连片种植和服务，实现农业生产和经营的集约化。土地流转使得有能力有意愿的从业者得以承包更大的面积。

同时，城乡虹吸效应也在进一步减弱，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回到乡村。在这个过程了开始分化出一批以不同技能不同方式作为发家致富手段的新型职业农民。

河北人李鹏飞从事业单位辞职后与老乡合伙在云南元江承包了1400亩山地，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因为是新品种，市场售价高，李鹏飞很快就在山脚盖起了别墅。

四川人张扬新现在是一家800亩的柑橘园的技术负责人，负责带领15个工人进行柑橘园的全年大小农事操作和技术管理。在成功应聘之前，也曾是柑橘种植户的他多次去浙江、广西学习柑橘的种植技术。

80后的刘峥在中专毕业后在长三角打拼过几年，2016年在生产托管火遍家乡时带着2台植保无人机回乡创业，为周边市县的农户提供无人机打药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刘峥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刘老师”，团队也发展到了7人，越来越多的农户找到刘峥团队打药。随着“人效”这个词下沉到农村，像刘峥这样的“社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越来越多。他们提供农业生产中某一个环节的服务，帮助农民提高效率或者提升操作质量。

最近几年，我国对新型职业农民逐渐有了较为科学的定义，具体来说可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

1、像李鹏飞一样的专业大户就是典型的“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基本单元，充分依靠农村社会化服务，开展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生产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

2、作为职业经理人管理800亩的果园的张扬新则是“专业技能型”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他们在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中，专业从事某一方面生产经营活动的骨干农业劳动力。主要包括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

3、80后的刘峥则是“社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是经营性服务组织中或个体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主要包括跨区作业农机手、专业化防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沼气工、农村经纪人、农村信息员及全科农技员等。

劳动分工的细化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农业的细分需求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新职业不断涌现。原本小农经营下无法实现的劳动分工细化，通过土地流转、经营目标、信息技术普及得以实现，进而产生一系列新职业。

尽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已基本形成，但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体系，特别是培训主体、培训目标、培训形式、培训内容等尚未完善，导致乡村振兴“缺人”现象仍比较严重。相关数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已达2000万，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300万。

2020年3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规划》全面规划了普及培训、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梯次提升主体经营者素质的框架和路径。

该规划释放了农民教育培训的两个重点：一是知识能力决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的质量；二是全方位构建农民教育培训格局势在必行。根据农民日报及央视等媒体的报道，连续六届“全国十佳农民”中，专科以上学历层次的仅占61.7%。而美国家庭农场主90%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荷兰90%的农民受过中等教育，法国农民一般具有高中或大专文化，日韩农民普遍高中毕业。这说明农业从业者的受教育情况决定了农业的效益。农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经营者素质的竞争。

有机构预测，以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来看，未来未来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也非常庞大，预计生产经营型人才近500万，专项技术操作人才近300万、农业信息化机械化相关人员近150万、产后及销售渠道人才缺口近100万、高级农业经理人近50万、大型农场技术负责人50万、植保营养技术人员近30万等，总缺口超千万。

另外一个数据更能说明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紧迫性——中国总共只有55万农技推广人员，需要服务的则是5.5亿农民。

“论个卖”与“论斤卖”背后是十亿亩土地的共同难题，也是千万新型职业农民承担的历史使命。